取景框里的絮语

昨晚的雨过天青，今天的广州阳光灿烂。一早起来，送了女儿上学。不久，跑去家旁边的银行办事。中国的银行实在人多，办点点的存款也要等上个钟的时间，效率越来越低。也由此可见中国人真的越来越富有。记得小时候，银行里哪有那么多人在排队，去银行的都是单位的。印象中，我父母有银行本本的也是我上大学左右的时间。在银行花了我太多的时间。

中午，赶去工作室，见了昨天没见到的上海对比窗画廊老板林明珠，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收藏家。漂亮的香港女人，很时尚，一头蓬松的发型，很酷。性格直爽而略有点夸张，普通话说得不好，原来她11岁去了英国读书，现在也常住英国，她说她经常飞来飞去，很少在上海。她很喜欢陈劭雄的作品，特别喜欢的是《花样反恐》，满口英语的她直说“funny”。她很早就想收藏陈劭雄的作品，但她总是忘记，也错过了。

最近，中国当代艺术在拍卖场上红红火火。而各式各样的拍卖行，不管是大拍卖行还是小拍卖行，都把中国当代艺术视为市场一个新的投资点而进行得如火如荼。

记得还在去年初，中国当代艺术刚刚以专场的方式上拍卖场时，我在我任职的专业杂志上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专题。专题的大概内容是对刚起步的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到拍卖市场，艺术家、评论家，还有拍卖行、画廊的负责人是怎样看待这个状况的。当时，采访了侯翰如、皮道坚、张晓刚、李小菡、林松等等行业内著名人士，大家都对这个市场持有一定的保留和乐观的态度。如今，不到两年，才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拍卖场上已经引起轰动，国内的拍卖行也推波助澜把中国的当代艺术迅速地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产品。

在“Summer Holiday”展览期间，我和Fumi也曾经探讨过这一现象。她告诉我，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当时的情形跟中国现阶段很相像，但后来这时期的艺术家到了今天一下子就全部消失不知所踪了。我不知道中国的当代艺术将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但我相信中国这时期的当代艺术家们一定不会消失，因为中国的社会环境和艺术发展有它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一面。我也相信成熟的艺术家会很冷静地对待和处理商业问题。中国目前这个商业结构是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大家也在摸索中，真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也能迅速地走上合理的商业轨道。

市场火爆，商机无限，如此热闹的艺术市场之下，收藏家、画廊、拍卖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它带给我有太多的思考。

星期五下午接到“例外”的电话，说是星期六（11月25日）是“例外”的十周年庆。回到家跟csx说起，我俩掐指一算，真的是十年了，那年我俩一起去参加马可和老毛的新店开张。十年过来，他们的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Csx说，服装设计师经过十年做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也真的厉害，国内的服装设计好像就是他们成功了。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女儿去少年宫打乒乓球，我去练瑜伽。所以，我们都穿着运动服前往“例外”的party。已经好久没有参加时尚圈的盛会了，我离开这个时尚圈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心里很坦然自己穿的是运动服。来到party，衣香鬓影，依旧是往日的时尚氛围，但面孔几乎都是新的，时尚永远都是年轻的。所以，我和上官都很感叹。

依稀记得，我们是在95年的“兄弟杯”上认识马可的，那年她拿了冠军。记得上官当时很激动，似乎她发现了一件宝贝。当年的中国人不懂时装，认识时尚的人也微乎其微。在中国的时尚媒体，上官是我见识那么多时尚媒体里最具有时尚嗅觉和时尚观念的媒体从业人员。她对时尚的认识和理解是独特且深刻。后来读过一些其他人写马可的文章，还是觉得上官写的马可是最好的。也许物以类聚，上官和马可、老毛是属于同一种人。因此，我也和马可、老毛有了更多的联系。当年在时尚媒体，上官写文字，我摄影，所以我也开始认识了时尚。后来，马可和老毛来了广州发展，这种联系就更加密切了。那时候，马可要做“例外”，还把我和上官的身材作了加小码的参考。对时尚认识更深，我对马可也更喜爱得很，至今也买下了不少的例外衣服，还到处跟朋友们宣传。Party上，老毛说要高价收回例外最早期的衣服。我还跟他开玩笑，我可有不少啊，上官马上说要屯货。

如今，离开了时尚媒体，回归到自己的本行——艺术，跟马可、老毛还会偶尔碰见，但联系是很少了。见到他们的最新展示，还是在去年12月份张永和策展的深圳建筑双年展上。当时，陈劭雄和她都属于参展艺术家。知道她也参与到这样的艺术展，也为她高兴。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马可是中国的时装艺术家，称得上艺术家的时装设计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只有她一个。

Summer Holiday：做中日大餐

这次展览的顺利完成，真的要感谢我们大家的好友——艺术家杨冕先生。在他大力帮忙下，我们得以解决了新鲜的青绿竹子，而且我们还在他那豪华巨大的工作室里做了一顿豪华的中日大餐，把他的厨房真的折腾了一番。

Summer Holiday 展览第10天（7月27日）的作品是一录像作品，内容是我做广东菜，Fumi做日本菜。陈劭雄和小泽刚的拍摄方式是:画面只有我们俩的手在不停地做菜，不出现人的面孔。而我和Fumi是同一时间开始做，因此，他们的拍摄是一会儿拍我的，一会儿拍Fumi的，相互交替着。

这天一早，我们便来到了空间等着工作人员带我和Fumi去超市买菜。快到中午时间，我们打的去北京华堂超市。他们介绍说这里是日本人开的超市，比较容易找到日本菜的材料。但到了那细细一看，倒是有很多广东菜的材料。眼花缭乱的，我左想右想，边挑边考虑我的菜谱。来来回回地在超市里走了好几圈，我终于定下我的晚餐菜谱：凉瓜排骨煲、煎闷黄花鱼、清蒸鲈鱼、可乐鸡、白灼基围虾、蒜炒豆角，还有花生眉豆煲鸡脚汤，但北京没有眉豆，我用了黄豆加莲子来替代。想着晚上肯定人多，所以都买多了一点分量。

这时候，Fumi也买了差不多了，我们早已约好时间一起回去。在结账处，Fumi问我计划做几个菜，我说六个菜一个汤。她听了，马上哇的一声，因为她就做一个日本家常寿司。我说，广东菜是一道一道的，一种材料就是一道菜，而且我挑的材料都是很容易做的，所花时间不用很多。

如今回想起来，觉得我们真是很有默契。我们事先并没有相互商量，结果所做出来的晚餐竟然是如此搭配完整。因为，Fumi做的日本家常寿司是用了很多的配料搅拌日本米饭而成的，就是米饭里夹有鸡蛋丝、红萝卜丝、香菇丝、菠菜丝、日本酱油等等。加上我做的菜，就是一顿很完美丰盛的晚餐。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九大簋啊。所以，在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和Fumi都开怀大笑并互相大力地握手以示我们的配搭成功。

我们大概傍晚时间到杨冕的工作室，第一时间就去观察厨房。一看，我头疼了，因为这是杨冕的工作室，所以很极简主义。这里的一切都很西化，厨房更是，就是一个多功能电磁炉、一个不粘锅、一个电饭煲。杨冕说，因为要工作，平时做饭很简单，一般都做些西餐之类。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轮流用水和刀具等，让杨冕把他助手的多功能电磁炉也借用过来，这样，我和Fumi可以同时烧菜。而且，他们的拍摄也会方便些。就这样，我们忙开了，一会儿切鱼，一会儿洗菜，很迅速地，我们已经把干净整洁的极简主义厨房弄成极乱主义厨房。也因为这厨房用具，我无法做清蒸鲈鱼了。记得那天，皮力说了这么一句：用西方厨具来做广东菜，也真是考验人啊。

大家已经很饿了，都期盼着我们的菜肴。这晚餐在将近9点钟才全部做好。终于可以坐下来吃了，大家很着急地尝试我们的饭菜。还好，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两个小朋友更加开心，吃饭的时候，院子里的小青蛙也跳进来了，跳来到思羽脚边，她兴奋极了。桌上，杨冕向我们提出，下一次到北京一定要来个广东菜、四川菜的联谊比赛。大家都说好，陈劭雄和杨冕互不相让地说自己做得肯定比对方好，我也等待着。晚餐在高兴的气氛中继续着。

展览开幕后，大家非常感兴趣我们的菜式。阚萱说这个录像很好玩，还专门问我如何做凉瓜排骨煲。李永斌看完录像后，直说感到很饿，就径直去旁边的酒吧吃东西了。上两个星期，钱婧还特意告诉我说，她已经很会做凉瓜排骨了。

这是我在04年为《羊城晚报》写的，最近因为老电脑坏了，我所写的文章都没法找回了，好在容容还存有这篇，所以想着就贴在这。但是，我原稿中的一句标题给小c改了，就是文章中最后的一小标题。这小标题有点酸，但我原来是怎样写的，自己早已忘记了。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这个世界变化快，生活的记忆与痕迹稍瞬即逝。对这种种变化，绝大多数的人选择了熟视无睹和回避。然而在我们身边，却有一群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人，他们用独特的手法、属于自己的视角，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生活的百态，城市的变迁。郑国谷、杨勇和陈劭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没有艺术家惯有的怪异外型，过的是朴实平静的生活，但多年来却执着地用自已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特质。

认识郑国谷是1995年的下半年，当时他已经开始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他在小城阳江的生活。对于郑国谷来说生活是可以假设的，所以在这年里他拍下了一组照片《我的新娘》，照片中的新娘是郑国谷的“假设新娘”，这组婚纱照也是郑国谷的“假设婚纱照”。我还记得那时，郑国谷把这组照片拿到某艺术专业杂志投稿而给该杂志主编拒绝后无可奈何的样子。

认识陈劭雄那是更早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他已经在从事着当代艺术创作（当时被称为前卫艺术）。那时候他一直在做着装置艺术和录像艺术，在1997年的上半年，他便开始用摄影和拼贴的方式立体地再现了一个袖珍的广州城市风景。当你移动你的脚步细致地看着10米多长的摄影装置，你会发现广州市民的生活百态，还有这城市的一树一物。

认识杨勇比较晚，大约是在1998年的时候，是认识了他的作品后才认识他这个人的。从1997年开始，他拍了很多他在深圳的生活情景，在他的照片中，我看到了许多深圳美女的日常生活，很熟悉很真实，同时也让我好奇。

摄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变化很大，十年前的广州和现在的广州已是两个城市了。人也一样，假如你在10年前染了个金头发，人们肯定认为你是个假洋鬼子。今天，不管男女老少都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时尚。在这变化中，艺术家们对这些事物的反映总是最敏感的。

“我觉得摄影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当时我想回阳江做一个摄影师，但我没有这个技术。那么我怎样记录我身边发生的事呢？我直接就用傻瓜机来记录，如果我再不纪录，这些事物永远都找不回来了。”郑国谷于是去电器城买了一部奥林巴斯的傻瓜相机，开始了他的阳江青年生活创作。

和郑国谷不一样，杨勇却拥有3台不同类型的相机，但两个人的想法是比较靠近的。杨勇认为摄影是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他的照片是要表达生活在深圳的年轻人的迷茫、郁闷、快乐和希望。

陈劭雄的想法异于他俩，“我这些作品所取的素材，就说它拍摄的对象，是从现实中截取这些图形，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跟我的生活有关，是我熟悉的东西。但是我想我是用一种更加陌生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现实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大家都是熟视无睹的，即使你能看到，也未必像我那样地看到，这是角度问题。于是我用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作品。”

创作过程总是很快乐

认识他们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跟这些艺术家们打交道还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们思想活跃、天马行空，工作起来既投入又严谨。一些朋友问我，你跟这些当代艺术家们交往密切，你不觉得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吗？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当陈劭雄、郑国谷、杨勇走在街上，谁也不会认为他们就是艺术家，没有奇装异服、没有艺术家标志性的发型，他们普通得就如大街上的路人，甚至你会反问：你们真的是艺术家吗？郑国谷风趣地比方说：“职业杀手走在街上，你都不知道他是职业杀手啊。”他们要的仅仅是在艺术领域上的创新和独特。

从小就喜欢绘画，并在少年时考进美术学院学习艺术的他们，虽然年龄不同，也不生长在同一个地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做当代艺术。尽管他们的作品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但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不停地思考着艺术问题，不断地关注着身边所发生的事。

当郑国谷在1996年拍摄《阳江青年》系列照片时，他已经设计好他的场景，他把他的阳江小城的青年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在他的导演下，小城青年们个个兴高采烈地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城镇日常生活，还加上了自己的演技发挥，郑国谷就在旁边迅速地按下了他的快门。那时候的阳江青年迷恋香港的生活，染发、穿时髦衣服，他们模仿着香港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如“追女仔”、“打群架”等让郑国谷拍照。他们大都不理解郑国谷的意图，但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这样去拍照。因为这就是当时生活的还原。

杨勇在开拍《隧道里的幻想》前，走遍深圳的隧道找背景，我估计杨勇肯定把深圳的行人隧道都走得七七八八了。那段时间，他通常是等到夜深人静时（通常都是过了晚上11点），把深圳美女朋友们都叫了出来，在城市的隧道里展开了他的拍摄工作。与阳江青年一样，这些美女朋友们都很配合，虽然她们中有的对此也是不理解。但他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喜欢拍就可以了。

在1997年间，陈劭雄要为他的作品《街景》拍摄广州的照片。那一年，我跟着他穿梭于整个广州，亲身体验了作为艺术家的辛劳。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早上10点的太阳已经让人灼热难耐。陈劭雄头戴一顶黑色帽子，背着一个黑色背囊，手里拿着一部尼康FM 2和我一起从天河开始步行拍摄。一边走一边拍，陈劭雄拍下了公共汽车、骑自行车的人、路人，甚至街边的一个垃圾桶、一个消防水栓。拿着相机的陈劭雄就像一个拿着枪的猎人，把目标对准了他所认为符合要求的人与物，按下了他的快门。这天，我们从天河走到了东山、从东山走到了中山三路，从中山三路走到了中山五路。记得那天晚上睡觉，我的脚在半夜里抽筋了。

陈劭雄为《街景》作品论述过自己的创作思想，“虽然我是广州的居民但我对这个城市仍然有一种旅游的心态，不仅仅是这个城市会比我活得更长，面对每天的变化我有身处异地的感觉。如一个人不能跳进同一条河流之中的说法，从我家的窗口也是无法看到同一个行人的。这些今天存在而明天消逝的人群深深地吸引了我，街上不断更新的一切令我惊叹不已。所以，我便拿起照相机，我要好好记录在我存在的时间里与我结缘的，或者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一个也不放过。”

他们三人就是这样坚持到今天，如今他们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频繁地展出，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赞赏。但他们都并不以此作为最终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艺术的领域里还可以有更多方面的追求和尝试。郑国谷在2000年就停止了他这种摄影方式的创作，陈劭雄在去年底完成了《家景》的创作后，也暂时不再做这种类型的作品，因为他们认为观念摄影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泛滥的迹象，他们开始去尝试革新与开拓其他艺术语言。

平平淡淡是最真

跟艺术家们相处那么久，最常见到的场景不是在酒吧或是咖啡厅里的高谈阔论，而是他们在工作室里发呆的情景。最让人感动的时候不是展览开幕的那一刻，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平静生活。

他们的作品，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是平静甚至于有点清贫的，但他们却心安理得。杨勇的正职是深圳某少年宫的兼职老师，陈劭雄则是广州一所院校的美术教师。郑国谷从美院毕业后，和朋友们开办了一所设计公司，靠着建筑和室内设计来赚钱生活。

像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世俗生活一样，他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并陶醉于此。杨勇跟我描绘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他最享受的生活是自己下厨，和老婆一起享用。陈劭雄每逢双休日，必然带上老婆孩子，要不泛舟湖上，要不登山喝茶，享受着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平静的生活才是他最真最好的生活。

上个星期去阳江郑国谷家中作客，我看到了郑国谷不停地忙乎家务，他忙着为被他形容成新娘的金鱼喂食，为盆树浇水，又去换煤气瓶。我笑了，郑国谷也笑着说：“养鱼浇花写书法，这样生活挺好的。”

久居广州的陈劭雄对汕头已越来越不适应了，每次回去，他总觉得无聊。回去汕头对他来说，只是见见家里人。按他的话来说，汕头是陌生的，虽然他生于此，长于此。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却是新鲜与好奇的。所以每逢csx说无聊时我总说不会啊，这里的一切都很有意思。因许这样，cxs每一次回去总会带我去一处很有意思的地方。

但每次跟csx回汕头，他总会去找杨培江聊天喝茶，而且那么多年来就找杨培江一个。听他的解释说，现在汕头的儿时朋友就剩下杨培江一个可以聊天交流。这次，他们俩还笔会起来。在杨培江零乱的工作室里，他俩随手在地上捡起一张旧报纸，挑了里面的一张新闻图片就画起来了。这样的笔会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乐趣，如今对这两位当代艺术家来讲也是一种乐趣，只是在他们身上少了一些迂腐，多了一些现世问题。

不知是不是环境的作用，思羽也提出要画画，而且比这两个画画的更加投入，更加兴奋，而且一张比一张画得好。她一直不停地在画，以至于满头大汗也不停下歇歇，漂亮的裙子也弄脏了，脚腿上也沾有了颜料。等我们说要走了，她才停下手中的笔。呵，我的女儿是越来越可爱了。